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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 Xu Bing |
1955年出生于重庆，198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获艺术硕士学位，现工作和生活于纽约。
对艺术家来说，问题在于他是否真实。这是过去不直达的。在工作许多年后会看自己的作品才知道原来我对文字有这么大兴趣，这其实和个人的性格、文化背景、生活经验有关。在作品中我不愿把非常个人性的东西放进去，个人性的东西容易留在情感层面或过分具体的指向, 但是作品发生的契机往往是非常个人化的，比如文字和看不懂的书，这都和当时我对文化热的个人感受和处境有直接关系。
我对书的感觉和父母的工作环境有关，也和我们这一代人在读书时没有机会读书这种经验有关。我母亲在图书馆学系工作，小时候他们工作很忙，经常把我关在书库里。我从小对各种书的表面形式--书的装帧和字形很熟悉，但那时还不识字，读不懂。但到了能读书的年龄又正是文革，没什么书可读，插队回来后开始读书。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没有什么书本的文化，与书和文化有一种很尴尬的关系，对书和文字有一种畏惧和崇敬，从来没有真正进去过又有出不来之感。我上研究生时，没怎么画画，读各种杂书，参加各种讲座和文化活动，读多了反倒特别烦，就像一个饥饿的人一有机会就吃了过多而不舒服一样，你会觉得这东西不象你期望的那样，觉得文化讨论其实非常无聊，它像一个游戏机，上去了以后就下不来。那时我就隐隐约约想做一本书，一本我对这个世界看法的书，对人类文化状态和人与文化关系的书，就有了《天书》。这是非常地域和个人经验的，又和中国当时的文化环境特别有关，但决定作品深度的关键是你的敏感和着眼点是在哪个层次上，这就回到第一个问题，即作品讨论的是大的要命的问题还是地方的临时的问题。因为它讨论的问题是和20世纪当代哲学的主要问题非常吻合，讨论了思维、概念、语言和表述的关系，像德里达等几位重要的哲学家基本上都在说这个事，这个世纪肯定不是这个事了，下世纪肯定是生命科学的问题。我当时并不懂德里达，如果懂了也许不去作《天书》了。
其实这个作品和文字本身没有一个直接关系，你不能说它是文字，它没有文字的本质，只有文字的躯壳，你也不能管它叫“书”因为它不表述任何的内容，它戏弄文字的同时又把文字放在一个很有尊严的位置上，我用几年的时间认真地去完成了“一个什么都没说的事情”作品中的内在矛盾与悖论使作品不断地被激活。
访谈录——〈文化传统和当代方式--访艺术家徐冰〉
2000年1月24日 北大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