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英新潮到你最近卖了吗？

作者: 朱其

朱其
　　1966年生于上海
　　独立策展人
　　艺术批评家
现生活和工作于北京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初期走向鼎盛的癫狂时期，它粗放、充满活力和给人以未来的希望，
　　在物质和身体上给人感官享受和刺激，但在人性和自我养护上又极其残酷和粗暴

　　要论述美术界的潮流当然还属大名鼎鼎的85新潮，那好像也是美术界唯一一次让社会和知识界产生震动的前卫新潮。尤其是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有艺术家在中国美术馆内开枪了，致使美术馆闭馆一天，成了震惊社会的新闻。最近的一次新潮流可能当数798艺术工厂带动的画廊热和艺术家创库热，尽管诸如798工厂的前卫艺术越来越商业和时尚化的批评之声在圈内不绝于耳，但好像丝毫挡不住798的社会人气，一拨一拨白领、收藏家、美女、学生、记者、有闲的新贵、外国人甚至外国元首蜂拥而至。

85新潮是一次让人羡慕的艺术运动，那次新潮运动的主要艺术媒体阵地《中国美术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几乎每期都在刊登今天看来都激情澎湃的新观念和艺术批评，一副共谋中国艺术大业誓将西方艺术追上甚至赶超的架势。85新潮的高潮无疑是唐宋和肖鲁利用个人背景弄来一把手枪对着一个艺术作品开枪了，第二天很多报纸刊登了唐宋穿着军大衣被带着手铐押出中国美术馆的照片。

　　《中国美术报》的艺术言论的开放性和中国美术馆的枪击事件，直到十五年后的今天都没有可能再超过它，不是说新一代中后继精英乏人，而是已不能再挟时代大势大潮任少年枉为。九十年代初我加入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独立策展潮，但这个所谓的潮其实也就是在北京、上海几个有限的城市艰难地做展览，每年也不过十个不到的独立策展人做不到十个的地下展览。所谓的独立策展潮也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说法，一定要说潮，实质是前卫艺术的低潮，再也不复当年之勇。

　　那时候圈内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谁谁谁的展览又被查封了，此言一旦最先从某人嘴中一出，圈子聚会的气氛立即变得肃穆、悲壮，但同时大家又很享受地下精英圈的这种神秘而崇高的气息。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圈子内最流行的一句话是哪个海外策展人或者外国批评家又来了，谁谁谁又出国参加一个什么双年展了。最近我经常听得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是谁谁谁又“卖”了几万美元或者一百万人民币，谁谁谁又被哪个画廊“包”了三年，这话听起来就像是在说高级三陪小姐或者小秘。

　　从精英新潮开枪，到九十年代的圆明园艺术村、独立策展、参加国际双年展，一直到目前大家纷纷寻找“卖”和被“包”的画商和客户，一拨拨收藏家在798工厂和形形色色的艺术村东游西窜，前卫艺术差不多走过了一条从反叛、地下、国际化而最终商业大“卖”修成正果的道路。这正应验了布尔迪厄的象征资本理论，前卫通过反抗和反叛获得了象征和符号资本，然后再将象征资本转换成现金资本。美术界如蔡国强、徐冰、黄咏平、方力钧、张晓刚等颇有当年杜尚、安迪沃霍尔的架势，蔡、徐、黄都在玩杜尚“指鹿为马”的游戏，他们都将火药纸本、灰尘、破飞机卖成了天价。方正在追击陈逸飞，在北京一家家开设“茶马古道”。张的画据说订单也都已经订到2008年，但他几乎数十年不能太多改变“全家福”的符号风格，不然象征资本向现金资本的转化就受影响。

　　为什么一个画家穷的时候往往是画得最好的时期，有钱以后的画反而不如从前，这是美术界最近一二年经常讨论的话题。但是年轻一代似乎不管这些，上一代画家毕业后十年几乎还在小康以下挣扎，新一代的川美小画家很多几年内就直奔小康。这是时代所赐。如果前卫艺术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对于一代先锋青年来说是一项精神事业和使命，现在对新一代而言，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趣味。就是像方力钧这样的在圆明园玩世的一代，也试图在“光头青年”的绘画符号和“茶马古道” 的连锁店事业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但一旦平衡了也就意味着中庸精神开始发力。其实在其它领域也有类似的例子，诸如电影方面的贾章柯、张元等，贾在《世界》一片中的导演排场和资金几乎是《小武》数倍，但力量感大不如像影像颗粒粗糙的“小武”的挣扎时期。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初期走向鼎盛的癫狂时期，它粗放、充满活力和给人以未来的希望，在物质和身体上给人感官享受和刺激，但在人性和自我养护上又极其残酷和粗暴。中国当代艺术也类似于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波谱艺术时期，资本主义的鼎盛让那一代艺术家感到绝望，在一个只有资本才能对抗资本的时代，前卫艺术家所能做的就是将自己的艺术资源变成钱，或者将自己手里的作品变成可以换取资本的商品，惟其如此似乎才能对资本社会进行最后的反戈一击，以至获得尊严。

　　在走向鼎盛资本主义的兼顾不得自我平衡发展的时期，商人变得渴望向艺术家靠，艺术家变得越来越崇拜商人。这是一个资本和精神不允许同时积累的时期，所以积累起资本的人和在精神对抗中的人自然发生一种彼此需求。圈内有一个搞收藏的朋友对艺术家一直态度豁达，他很包容有些艺术家现在为了卖作品影响了艺术和精神的高度和深度，他说他们现在需要钱，他也有花不完的钱，也愿意花钱买艺术，因为他需要艺术家和艺术，这是彼此满足。这话听起来又有点像老板和小秘的关系，但是一个国家的艺术在资本主义初期就是在这种关系中兴起的，三十年代的巴黎和法国是这样，六十年代的纽约和美国也是如此，现在轮到中国了。

　　而那些新潮的先驱者则未必能分到艺术和资本大转换的时代红利。《中国美术报》当年的主编刘骁纯在一个回忆文章中曾说，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央级国家学术单位借钱办事业最早的有两家，一家是柳传志的联想，另一家就是《中国美术报》。二十年过去了，柳传志已成为中国式企业资本主义开拓的佼佼者，而《中国美术报》则在1989年之后被迫停刊。当年刘骁纯等出面借了二十万人民币办起了中国第一份自负盈亏的学术报纸，并将版面直接定稿权力下放给年轻新潮的编辑们，如后来的栗宪庭、高明潞，才由他们成就了85新潮。

　　在这样一个艺术“大卖”潮流正在滚滚到来之际，我总是由衷地向他们心存敬意。因为这是一个这样的时代，每个人都必须拿点自己的东西直接到市场上交换，而市场新贵们则理直气壮的说市场经济必须有利润最大化和毫不怜悯的“残酷”的企业家精神。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下，他们手头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大卖”了。此文献给他们。



(转载自: sohu小报)